第三十八章 法与道(2/3)

“又是一派胡言，”王夫子的山羊胡子气得一翘一翘地：“明人伦只是告诉你你爹娘是谁吗？人伦是告诉你三纲五常的道理，告诉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不就是仁义道德、修己治人之道吗？”

“可是老子说，”陈惇道：“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如果这所学校里教授的是仁义孝慈之道，那它就不是上古三代之时，如果是上古三代，就不会教授百姓仁义孝慈，因为上古三代还有大道，春秋才废大道，而出仁义！”

“轰”地一声，课堂喧闹起来，众学子岂见过这样的辩难，顿时议论纷纷起来。

王夫子显然也震惊住了，陈惇不等他回答，就道：“学生只是要说明一个道理，上古三代太过久远，诸子百家那个时代，也无法尽知其貌。”

“周沿商制，商又承夏，”王夫子道：“由周窥夏，窥上古，则可知上古之治……”

“您是说周朝的一应制度，其实传自夏商，又来源于上古吗？”陈惇道：“好吧，从上古到周朝，大概也有一二千年的时间，这些构建和维持了上古、三代之治的制度，也持续了千年，为何突然到了春秋战国，就礼崩乐坏，瓦釜雷鸣了呢？”

王夫子已经从震惊中平静了下来，“那就听你的道理，为何会有礼崩乐坏的情况出现？”

“答案其实就在孟子《梁惠王下》一章中，”陈惇举起书本，道：“也就是刚才学生所背，先生抽查的那句话，‘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

“耕者九一，井田制也；仕者世禄，分封制也。”陈惇道：“井田制的规定一切土地属于周王所有，周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诸侯将受封土地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再分赐其子弟和臣属。周王对所封土地有予夺之权，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王臣有了土地，还要向周王承担义务，要交纳贡赋，要提供兵甲，渐渐地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有一天，人们发现‘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欘，试诸壤土’，青铜可以铸剑，铁可以打造成农具，一耒一耜一铫，再配合用牛拉犁启土，耕田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还方便了，”陈惇解释地很浅显易懂：“耕一亩地只要半天了，但耕田的奴隶是没有自由的，剩下的半天，奴隶当然不会坐在那里休息，那让他们做什么好呢？这些人只会耕田，其他手艺也不会。那么只有用铁犁牛耕再去开拓新的土地喽，所以全国上下，出现了大量新开拓的土地。”

“这些新开拓出来的土地属于谁？属于周王吗？”陈惇道：“并不是，他们属于奴隶的主人，这种田也有名字，叫做私田。奴隶主瞒着公室不纳税，还可以自由买卖这些土地，而奴隶主为了招徕劳动人手为他们更多地开垦私田，就向民众征赋税时使用小斗，把粮食贷给民众用大斗来收买民心，渐渐地奴隶就不肯耕种公田了，从公室逃往私门。这或许就是老子说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吧。”

“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井田制就废了。”陈惇拍了拍自己的左腿：“周王的一条大腿断了，从经济基础上出现了与周礼要求不相融的局面，周王室怎么办，周王室毫无办法。所以有人将礼崩乐坏归罪于商鞅变法，说变了先王、变了上古三代之法，他商鞅是天下的罪人，岂不是很可笑？在商鞅之前，井田制就名存实亡了，商鞅只不过是将它明示于律法上罢了。”

“至于分封制，最开始的时候周朝分封了八百诸侯，”陈惇道：“不过河洛一点地方，能分八百个大小诸侯，怎么分？这大小诸侯其实就是城邑主罢了，城里的人叫国人，城外的就叫野人，各个诸侯国打一打野人，顺带就拓宽了自己疆土，城邑多了，诸侯就从城邦国家变成了领土国家。”

“后来大家你打我我打你，大的吞并了小的，变得越来越强，土地也越来越多，周王室却自始至终只有都城这么一座城市，又哪里能制止呢？”陈惇道：“从前周王要征蛮夷，征伐之前在庙里礼乐一番，然后出师，后来诸侯要打别的国家，也像模像样礼乐一番，然后发兵，这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过渡到自诸侯出的意思，礼崩乐坏就是分封制和井田制必然会走向的结果，所以正是井田制和分封制导致了周王室的灭亡，后世哀而鉴之，除了汉末王莽和本朝的方孝孺，再也没有提出要复井田之制的，当然这两个独独要复井田的人是什么下场，大家都有目共睹。”

“夫子您说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惟三代之治可行，”陈惇就道：“三代之治，就是井田制和分封制，三代施行了千年然后灭亡，当今之世，不要说是千年，就是施行一天，都不可能。”

陈惇无法跟他们解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只能说：“百姓非上古之民，君王非上古之君，孔子提倡法文王之治，是很有道理的，可是一切制度都恢复周朝，却不可能实现。所以孔子说‘取先王之法’，而到了孟子，他不说先王之法，他说的是‘守先王之道’。”

“这个‘法’和‘道’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