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关于少东家的留言，又升格了。众人都说少东家这么多年守身如玉守坏了脑子，变成喜欢少年的变态了。
船行一月，到达蒲甘1的达贡2时，苏畅追求管白的“迂回战术”有没有奏效不知道，李静与苏畅之间的日渐亲近，却是所有人都看在了眼里。
苏家虽然没有在达贡设立驻点，但是，达贡作为一个比较大的港口城市，是东西方商人的一个重要的集散地。在达贡，李静第一次见到了欧洲人和西亚人，不过，在当时的达贡，显然宋人的地位更高一些。
虽然在对辽作战上大宋屡屡失败，但是，在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这些毗邻国家，大宋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在景德元年，也就是李静八岁那一年，蒲甘王国曾经向大宋遣使朝贡。
而曾经占领过印度的阿拉伯人，也就是当时的大食人，已经被塞尔柱突厥国得往西退了，且在当时分裂为了黑衣大食和绿衣大食，已经没有了那么强的影响力，加上地缘上也没有邻近，人种差异更多一些，宗教也不一样……各种各样的原因，倒是波斯商人在达贡的地位，明显没有大宋人的地位高；就连瓦肆勾栏这种娱乐场所，也是大宋的女子比波斯的女子更高级一些，虽然，大宋的那些女子是怎么过来的很招人质疑，以及，她们实际上大多没有波斯女子漂亮勾魂。
拜占庭帝国的商人，与其说是经商，更习惯武力解决问题，风评不是很好。加上当时没有开通运河，拜占庭帝国的商人，要从陆路经过黑衣大食才能到达亚洲，或者，要绕过非洲大陆到达，商人数量和来往的频繁度跟其他国家的人没有可比性。
难得的，李静在达贡享受了一种贵国客商的待遇，大概，她自己想象了一下，就如民国期间开放口岸到中国行商的欧洲人的待遇。
虽然，李静并不是一个有差别意识的人；比起差别意识，毋宁说，一百年前的近现代史的影响，前世的李静的心里，下意识甚至是觉得欧洲人似乎更应该受到更好的待遇的。就像即使是走在中国的街道上，一个外国人能理所当然的用英语向中国人问路，而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很好的用英语应对的话，脸上会莫名觉得火辣辣的。尽管，是站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自己才是主人，入乡随俗，客人应该c主人家的语言才是礼貌；就像一个中国人，要想出国，必先狠命的学习外语，考雅思、托福。
但是，李静以前就知道，那种想法要是说出口，会被人视为狭隘、没有国际精神什么的。
这一次，李静在达贡，就享受了一次国际友人的待遇。她走在路上，那些兜售货物的商贩，都会用汉语跟她搭话，尽管，不是官话，而是混合了当地口音的闽南话，李静基本上完全听不懂。
但是，在达贡，专门做中介兼翻译的商行也是有的，商行里的牙侩，有能说标准东京口音官话的人，在他们面前，李静的宋州口音都觉得有些羞耻，尽管，对方是蒲甘人，有些甚至是定居在蒲甘的波斯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人的后裔。
作为当时东南亚为数不多的大型商业性港口城市，蒲甘的繁华，打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新航路开辟之前的威尼斯，最起码，是比当时大宋的扬州、泉州、广州更繁华一些的。
因为印度洋季风和洋流的关系，很多欧洲人和阿拉伯人，航行到蒲甘就不愿意更进一步了；因为之前五代十国的纷乱，加上汉人本来就是一种重农抑商的国策，东南亚那边的商人，也是更愿意越过马六甲海峡到细兰海这边做生意，而不是北上与汉人做生意。
在这样繁华的城市受到这样尊贵的待遇，李静，不经意间，就有些飘飘然了，甚至都生出了乐不思蜀的想法；直到李静见识到蒲甘人这种礼遇背后的精明算计。
没有人是愿意没有缘由的服从别人的，更何况要一个独立的民族臣服于另一个民族！蒲甘人对大宋人礼遇，看上的，也不过是大宋国的商品，以及大宋商人的出手大方；相对波斯人、天竺人以及犹太人的绝对大方。
虽然在大宋境内，商人因为精于算计被人厌恶，可是，出了国门，一个没有经商传统的国家的商人，跟一个习惯经商、竞争激烈的国家的商人，根本就是一只小白兔和一只狐狸的关系，简直太嫩了。
而且，达贡开放的政策，让很多大宋商人觉得受宠若惊，有些人，吃了亏还要向做生意的对方道谢。这就更加造成了大宋商人可欺的形象了。
李静要是从商，绝对是那种被耍得团团转的冤大头。
这次被算计的经历，也让李静见识到了苏畅的能力。李静觉得，自己的智力虽然不足以自负，但是，自信足以；可是，只是见识了苏畅跟那个波斯商人的一次谈判，看到那个近几个月在他面前像个小学生一般单纯到迟钝（仅限于对待感情）的苏畅，如何在她脑子还没有转过十分之一时快速反应识破对方的圈套，如何切中要害的指出对方货物的质地，如何将欲以次充好的对方批驳的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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