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关于少东家的留言,又升格了。众人都说少东家这么多年守身如玉守坏了脑子,变成喜欢少年的变态了。
船行一月,到达蒲甘1的达贡2时,苏畅追求管白的“迂回战术”有没有奏效不知道,李静与苏畅之间的日渐亲近,却是所有人都看在了眼里。
苏家虽然没有在达贡设立驻点,但是,达贡作为一个比较大的港口城市,是东西方商人的一个重要的集散地。在达贡,李静第一次见到了欧洲人和西亚人,不过,在当时的达贡,显然宋人的地位更高一些。
虽然在对辽作战上大宋屡屡失败,但是,在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这些毗邻国家,大宋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在景德元年,也就是李静八岁那一年,蒲甘王国曾经向大宋遣使朝贡。
而曾经占领过印度的阿拉伯人,也就是当时的大食人,已经被塞尔柱突厥国得往西退了,且在当时分裂为了黑衣大食和绿衣大食,已经没有了那么强的影响力,加上地缘上也没有邻近,人种差异更多一些,宗教也不一样……各种各样的原因,倒是波斯商人在达贡的地位,明显没有大宋人的地位高;就连瓦肆勾栏这种娱乐场所,也是大宋的女子比波斯的女子更高级一些,虽然,大宋的那些女子是怎么过来的很招人质疑,以及,她们实际上大多没有波斯女子漂亮勾魂。
拜占庭帝国的商人,与其说是经商,更习惯武力解决问题,风评不是很好。加上当时没有开通运河,拜占庭帝国的商人,要从陆路经过黑衣大食才能到达亚洲,或者,要绕过非洲大陆到达,商人数量和来往的频繁度跟其他国家的人没有可比性。
难得的,李静在达贡享受了一种贵国客商的待遇,大概,她自己想象了一下,就如民国期间开放口岸到中国行商的欧洲人的待遇。
虽然,李静并不是一个有差别意识的人;比起差别意识,毋宁说,一百年前的近现代史的影响,前世的李静的心里,下意识甚至是觉得欧洲人似乎更应该受到更好的待遇的。就像即使是走在中国的街道上,一个外国人能理所当然的用英语向中国人问路,而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很好的用英语应对的话,脸上会莫名觉得火辣辣的。尽管,是站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自己才是主人,入乡随俗,客人应该c主人家的语言才是礼貌;就像一个中国人,要想出国,必先狠命的学习外语,考雅思、托福。
但是,李静以前就知道,那种想法要是说出口,会被人视为狭隘、没有国际精神什么的。
这一次,李静在达贡,就享受了一次国际友人的待遇。她走在路上,那些兜售货物的商贩,都会用汉语跟她搭话,尽管,不是官话,而是混合了当地口音的闽南话,李静基本上完全听不懂。
但是,在达贡,专门做中介兼翻译的商行也是有的,商行里的牙侩,有能说标准东京口音官话的人,在他们面前,李静的宋州口音都觉得有些羞耻,尽管,对方是蒲甘人,有些甚至是定居在蒲甘的波斯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人的后裔。
作为当时东南亚为数不多的大型商业性港口城市,蒲甘的繁华,打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新航路开辟之前的威尼斯,最起码,是比当时大宋的扬州、泉州、广州更繁华一些的。
因为印度洋季风和洋流的关系,很多欧洲人和阿拉伯人,航行到蒲甘就不愿意更进一步了;因为之前五代十国的纷乱,加上汉人本来就是一种重农抑商的国策,东南亚那边的商人,也是更愿意越过马六甲海峡到细兰海这边做生意,而不是北上与汉人做生意。
在这样繁华的城市受到这样尊贵的待遇,李静,不经意间,就有些飘飘然了,甚至都生出了乐不思蜀的想法;直到李静见识到蒲甘人这种礼遇背后的精明算计。
没有人是愿意没有缘由的服从别人的,更何况要一个独立的民族臣服于另一个民族!蒲甘人对大宋人礼遇,看上的,也不过是大宋国的商品,以及大宋商人的出手大方;相对波斯人、天竺人以及犹太人的绝对大方。
虽然在大宋境内,商人因为精于算计被人厌恶,可是,出了国门,一个没有经商传统的国家的商人,跟一个习惯经商、竞争激烈的国家的商人,根本就是一只小白兔和一只狐狸的关系,简直太嫩了。
而且,达贡开放的政策,让很多大宋商人觉得受宠若惊,有些人,吃了亏还要向做生意的对方道谢。这就更加造成了大宋商人可欺的形象了。
李静要是从商,绝对是那种被耍得团团转的冤大头。
这次被算计的经历,也让李静见识到了苏畅的能力。李静觉得,自己的智力虽然不足以自负,但是,自信足以;可是,只是见识了苏畅跟那个波斯商人的一次谈判,看到那个近几个月在他面前像个小学生一般单纯到迟钝(仅限于对待感情)的苏畅,如何在她脑子还没有转过十分之一时快速反应识破对方的圈套,如何切中要害的指出对方货物的质地,如何将欲以次充好的对方批驳的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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