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究还是和多多一起去到了深圳。
只是在登机的时候出了点问题，搞安检很仔细地对比了身份证上和相片和我当时的相貌，疑惑之下还是放行了，当时我懒得解释，多多也好像懒得解释。大概正是我们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才使我们顺利通过吧。
在飞机上，多多叫我把左脸捂住，然后说这才有帅的样子，你现在的样子的确有些吓人，像在逃的重案犯。我还是不想说话，我知道，我马上离开这座城市，还有在这座城市所认识的人，从半径二十公里的范围，一下距离就要拉开到一千多公里了。虽然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人不到一千个，只是八百万中的可以忽略的一部分，可是我还是感觉到有些安全感，而深圳，至此为止，只有在我身边的多多一个人。
在飞机起飞的时候，一股力量好像把我的腹部掏空了。这种空虚的感觉在我的脸上表现出一丝不适，多多望着我，摸着我的脸说：“可怜的寞寞，好像挺害怕的。”我向她苍白地笑了笑，算是答复。而与此同时，我闭上眼睛，感觉自己在一个高度，远离了地面上的各种世间尘事，如果就这样不停地飞着，没有目的地，不用思考，不用管什么过去未来，应该是一个好主意。或者在最后来一次失事，在那瞬间把自己点燃，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吧。
可是飞机还是在一个多小时后准时到达深圳宝安机场。多多在飞机上非常开心地问我空中小姐漂亮与否，可惜，在对待女人的漂亮上，我和她的审美观完全不同。我们非常开心地为此事争吵着，多多还叫我低下头，看能否看到空姐超短裙下穿的是什么颜色的内k。我没有这样做，旁边的几位乘客看起来有些烦我们了。于是我们便安静了下来。深圳，这个二十年前还叫宝安县的地方，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几乎无人知晓。而今天，整个中国几乎是无人不知了。
在机场那么多人的迎来送往的情景里，我心里却感受一种特别的孤独。这种孤独就像不能把握住自己的方向一样，在海上的一片孤舟被一根莫名其妙的缆绳系着，或者说是一叶风筝，被另一端的人牵着。多多却表现得异常平静，如鱼得水，带着我穿梭在通道中，我成了她的一个小跟班。我想了一想，如果说多多此时丢我而去，我该如何呢？我不知道。我们坐上了一辆的士，然后多多说了个公明这个地名。我在车上不知道到了哪里，也没有问，因为即使说了我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
直到多多把我带到她住的地方，我才稍稍安静下来，屋子里蒙满了灰尘，多多叫我打扫一下卫生，她说她去超市买些东西回来。我便做着卫生，满头大汗。做完了多多都还没有回来，天已经很黑了。
我在阳台上抽着烟，看着这座位于岭南的城市。或许她不叫城市，这里叫公明乡，深圳关外的一个乡镇而已，但已经有了城市的模型。这颠覆了我对农村观念的看法，我忽然很想找个人说说话，谈谈这个地方，但多多不在身边，我就身处在这个叫做乡的地方，孤零零地在一间房子里，抽着烟。我想象着自己正处在公j般的中国地图的南方，这里已经比较靠近海了，可是我没有闻到海的一丝丝气息，没有那种开阔，只有压抑。
一会儿，多多回来了，对我打扫的卫生很满意，然后丢了一大包东西在我面前前，我打开一看，都是牙刷牙膏毛巾什么的，然后她又从包里拿出一个手机卡，叫我换上。她笑眯眯地说：“我们两个号可是挨着的，你的结尾是八，我的结尾是九，情侣号呢。”
我开心地笑了起来，说：“我要九，把八给你。”
她急匆匆地说：“没时间换了，快点洗脸跟我出去一趟，约了人的。”
我们急匆匆地下楼去，半天找不到车。多多就打了一个电话，过了上十分钟后就有人来了一辆车停在我们面前。我们坐进后座。多多风风火火的样子看了让我安心不少，我什么事都不清楚，什么人也不认识，只有跟着她，随她而走。
我们来到一家卡拉ok的包房里，里面烟雾缭绕，坐着几个陌生的男人。他们见我们进来，都客气地站起身来打着招呼。看来他们都认识多多。多多稍微给我介绍了一下，说一个是什么村长，还有一个是什么电子有限公司的老板，一个是老板的助手，还有一个也是什么电子公司的老板。多多介绍完毕，然后对他们说我是她的助手张寞。他们微笑着点头，笑中好像有什么其他的意味。多多说：“换个地方吧，请你们喝茶！实在是不好意思，在武汉有些杂事给耽误了些天。”
我们一行又几辆车来到一家茶馆。我隐约知道，这次会面很重要，大概是谈什么生意上的事情。我用耳朵听着他们聊天，然后仔细分析多多目前的处境。没一会儿就清楚了。
多多准备接手一家做电脑音箱的厂，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带助手的那个姓赵的老板，这个村长呢，是这个厂的房东，厂房是村子出租的，恰好这个厂的租约也到期了。而那另一个电子厂的老板，则和这个厂相当于联营的单位，推出的电脑音箱是同一个牌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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