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 平庸的恶(4/4)

一个熟人，他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带着郑虹一起去，可以避开这种嫌疑，但林蓝玉分明有事情找他帮忙，中间加上一个不相干的人，话又不好说了。思来想去，韩江林觉得还从来没有哪一顿饭让他这么为难。

郑虹推门进来，把一个由办事处拟发的文件放在桌上，韩江林见是向有南原农民工的厂矿转发团市委关于帮助寻找骨髓源的倡议书。

韩江林问，团市委已经发布了，还要我们发布干什么？

郑虹说，这是团市委要求的。

既然是团市委的要求，双方不是隶属也非对等的关系，但他不能反对，只能选择无言。本来在报上公布的文件，已经向全社会告知了，各级各方面照此执行就行，不必要另外转发，行政机关偏生有一套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保证执行不偏差，落实不走形的体制和机制，于是常常看到这种奇怪的文件函头式样，《关于转发某某某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这与某一个特别时期最高指示的类型“最最最最”或“伟大的…伟大的…伟大的…伟大的”如出一辙。老百姓尚且知道，草捆三圈是多藤，话说三句是咸盐。号称科学和文明的现代管理体制和机制，这样重复发文件是对纳税人的金钱赤裸裸的糟蹋，实质是对纳税人和公民权利的蔑视。

韩江林选择沉默，请示程序是需要领导作出表态，郑虹不得不再次请示韩江林明确的态度。韩江林只得说，按他们的要求做吧。郑虹赶紧再次把文件推到韩江林面前，请韩主任在上面签个字。

韩江林签了字后，郑虹欢快地说了一声谢谢，拿起文件走了出去。向社会发出道德号召固然是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办法之一，但是，这不是推进社会道德的主要办法，公民的道德和非道德的选择，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用政府的文件形式来推进社会道德，这相当于对公民道德选择权利的剥夺，这种做法本身是对民权的否定和践踏，属于非道德范畴。

一般的工作人员不会思考文件在程序或者内容方面的意义，不管文件是正确的还是非正确的，是道德的还是非道德的，他们只管当作一件工作来完成。如果这些文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反动的，他们也会坚决而认真地去执行。这种由平凡人执行的恶，曾经被一位犹太籍的记者质疑为平庸的恶。

“平庸的恶”来自《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作者为汉娜。阿伦特。身为德国犹太人，她思考着灭绝人寰的针对犹太人所进行的大屠杀。1961年，当她听说以色列政府派出摩萨德特工，从阿根廷秘密逮捕了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带回以争列接受审判时，主动向《约纽客》请缨，要求深入报道这一审判，并在1962年发表了基于这一审判所完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一书。

这种恶是现代性的产生，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将人变成了复杂管理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人被非人化了。在极权社会，人们对权威采取了服从的态度，用权威的判断代替自己的独立判断，平庸到了丧失独立思想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阿伦特平庸的恶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德国第三帝国时期，那么多的德国人成为迫害和杀害犹太人的参与者。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或许是富有人性的，是家里的好父亲母亲，是好职员，敬业认真。然而，他们参与到纳粹军队以后，却因为服从意识，在屠杀犹太人的总是上表现出了特殊的残忍、暴虐和冷漠。

当然，这种平庸的恶，同样在不同的时空和场合，得到了复制和衍生，像那些暴风雨式的推残人性的运动时代，许多罪恶并不是绝对地由上面决定的，而是由服从上面的意识的平凡人来推动和制造的。由此可见，平凡人保持独立思考的权利是推动社会理性，维护社会和谐的主要路径之一。运动式的道德号召，在可能成就某一道德现象的同时，也同样具有摧毁社会道德底线的能量。这种无规则的运动对于任何人、任何体制都是危险的。

正是因为深入地思考了养父在运动时代的人生遭遇，以及由此对养父一生的伤害，韩江林从小就对激发普通百姓的道德热情的运动，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虽然后来有某种以文件形式对此进行盖棺论定的评价，他以为这种评价仍然没有触及到普通人在各种道德运动中的恶，没有触及到造就此种恶的社会基础，甚至直到现在，某些权力机构仍然依重于业已对社会和公民造成灾难的平庸的恶的社会构架和意识，平庸的恶像一枚定时炸弹一样埋在前行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