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蜀汉土着豪族初论转载(6/6)

褒举兵攻杀常房，又上书反诬常房造反。诸葛亮不加察证，便诛杀了常房四子，还把他的四个弟弟流徙到越嶲（今西昌）。但朱褒仍参与了叛乱。对此，史学大家裴松之认为是“妄杀无辜，以悦奸逆，斯殆妄矣！”。

仕途上排挤、限制土著豪族。要认识这一点，应对三国职官制度有一初步了解。面对当时土著豪族势力空前发展的现实，魏、吴、蜀采用了不同的职官制度。曹魏的豪族势力虽然较弱，仍创建了“九品中正制”：由朝廷选拔各地“贤有识鉴”的大族名士为一郡或一地的“中正”，推荐其同籍士人，分为九品，朝廷据此授官，即完全抛弃了汉代官制，从制度上保证了豪族的入仕途径。到三国中、晚期，曹魏政权能新人辈出，能最后一统天下与此当有很大关系。东吴虽未从官制上进行大的改革，但主要依靠江南土著豪族管理国家，故能得到土著豪族的普遍支持；在每遭外侵的关键时刻，豪族中的杰出人才都能站出来保护自身和国家利益，故其政权能多次击败曹魏、蜀汉的大规模进攻。蜀汉仍采用汉代察举、征辟旧官制（蜀汉的许多制度都沿用汉代旧制），即由上级官员考察、推荐、提拔、使用下级官员，其实质是朝廷、州、郡官府中掌实权的人说了算。汉代旧制是建立在“一家五口”这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到东汉晚期豪族经济高度发展后，它早已不适应。大量史料表明，蜀汉各级政府的实权主要是控制在刘备从荆州带入的基本队伍中，在巴蜀内地（盆地内）职官任用上，一直是排挤和有控制地使用土著。许多人“终刘氏之世，官位不尽其才。”（《华阳国志》卷10）。只是在四，蜀汉政府对土著豪族政策的后果及其影响

蜀汉政府在经济上、法律上、职官制度等多方面打击、限制土著豪族，客、主矛盾尖锐化。对此，熟悉蜀中形势的法正曾非常担心，要诸葛亮重视“客、主之义，宜相降下”（见上），但反受到了批驳。蜀汉政府不得“人和”的代价是沉重的。

益州土著遭排挤、受打击，自会不满。许多土著名士不愿出仕，冷眼旁观。如杜微“常称病，闭门不出”（《杜微传》）。另一些人虽然出仕，却不问政事，消极敷衍。如成都名士杜琼，在出任各种职时都“阖门自守，不与世事。”，所谓“小隐在山，大隐在朝”，此之谓也。一些人则用种种形式表达不满。诸葛亮死后，土著名士李邈公开对后主说：“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杨戏传》。蜀郡人张裕甚至公开说“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周群传、附张裕传》）。杜琼、谯周等甚至公开预言蜀汉政权必被曹魏灭亡。蜀汉政府无视巴蜀土著豪族的巨大实力和潜力，无视土著豪族中的大量人才，在其统治的中、后期，后继无人，缺少人才，成为特别突出的矛盾。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便是其缩影。这与曹魏后期人才辈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土著豪族常还寻找机发动武装叛乱，对蜀汉政府造成大小不同的威胁。见于记载的大规模的叛乱有：建安二十三年（218）郪县豪族大姓马秦、高胜率家兵打下郪县、牛鞞、资中三县城（《李严传》）；章武二年（222）底，汉嘉太守举郡反（《杨洪传》；建兴元年（223）南中诸郡先后叛乱，以致诸葛亮不得不亲自帅重兵赴南中平叛；建兴五年（228）广汉绵竹“山贼”张慕等反（《张嶷传》）；建兴十一年（233）“南夷”刘胄反（《马忠传》）；延熙三年（240）越嶲民族数反（同上），汉嘉“蛮夷”反，向宠前往征讨，战死（《向朗传附兄子宠》）；延熙十年（247）汶山“平康夷”反（《后主传》）；延熙十一年（248），涪陵属国民夷反（同上）；延熙十三年（250），涪陵豪族徐巨反。另外还有更多的中、小规模的叛乱没见于文献记载。

荆州外来集团、益州土著豪族、益州民族上层这三股势力犹如一鼎三足，支撑着蜀汉大厦。民族上层这根支柱，在诸葛亮平南中后稍稳，但土著豪族这根支柱则始终在摇晃。大厦的基础失去了平衡。蜀汉政权能以一州之地对抗曹魏、东吴四十余年，在自守之余尚能多次主动进攻，它反映出“天府之国”中的土著豪族长期以来确实积累了极为可观的财富，同时也反映出蜀汉政府对土著豪族掠夺的程度。正因如此，景耀五年（262）邓艾率轻军从阴平道攻蜀，爬山涉水七百余里突然出现在阴平后，土著豪族皆聚族自保，坐山观虎斗，根本没想到要帮助政府。他们的这种态度与东吴豪族形成了鲜明对比。蜀汉大厦仅受此轻轻一击就塌下了。其承受能力之弱，在我国古代史中是罕见的。蜀汉表面上是亡于魏，实质上是亡于当地的土著豪族。所谓“民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此得到了最形象的写照南中等边疆地区才较多地任用了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