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蜀汉土着豪族初论转载(3/6)

交租、服役。他们的政治态度、经济活动，甚至家庭生活，都必须取决于族长的态度，服从宗族的利益。同宗青壮年，为豪族的核心部曲。当时豪族纷纷在家族墓地前建立祠堂，用“上墓”、“祭祖”、“杀祭”(一般用牲口，有时也以俘虏)等手段，来统帅大家；对外械斗动员、处理违犯“家规”、“族规”者，一般也在祠堂举行。汉末三国时期家族纽带的加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主要是战乱频繁、官吏**、匪贼祸多，迫使人们靠家族的集体力量来抵抗外侵、扩展势力。但仅仅依靠家族力量亦颇受限制，亦感不足。于是，大豪族(家族)征服小豪族(家族)，小豪族(家族)依附人豪族(家族)。故到东汉中、晚期至三国时期，大豪族可一呼百应，与地方政府、与起义军队相抗衡。在大家族的庄园内，除同宗外，还拥有大量外姓徒附。依附民与奴婢不同，它不是通过买卖或抢掳而来，通常是迫于生计，不得不依附。在法律上，依附民是自由的，可以选择豪族地主；但由于经济上、宗族上千丝万缕的关系，依附民实际上受着种种人身限制。所谓“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子，为之服役”（崔实：《四民月令》）正是其形象写照。

拥有数量众多的奴婢，供其日常生活驱使。一般来说，西汉奴婢用于生产，东汉三国时期的奴婢多用于生活。汉末三国豪族通常不使用同宗奴婢。除部分边远地区豪族使用部分抢夺、掳掠来的奴婢外，绝大多数系买来，或抵债而来。如雒人折象，有奴婢八百人（《华阳国志》卷十中）。一般地主和较富裕的农户。也有数量不等的奴婢。如成都犀浦簿书碑载当地农户普遍拥有5—7名奴婢（《文物》1974年4期）。当时对奴婢可买卖、打骂，不能擅杀。时人以奴婢为重要的财富标志之一。嫁女多以奴婢为陪奁，分家须均分奴婢。象征奴婢身份的俑，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甚多，不仅陶俑数量增多，还出现成组的石俑，流行铜俑。其体型普遍加大(50一100厘米高)，造型优美，写实，夸张、神韵谐合统一。陶俑种类新出现执镜女俑、提鞋女俑、执筛男俑、执刀俑、执刀挎盾俑、执盾俑、执棒俑、庖厨俑、说唱俑等，体型加大，表情丰富。这些资料表明：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巴蜀豪族势力有了较大发展，其院宅楼房普遍加大飞配套，男女仆从显著增多，仆人中已有较明确、较细的分工。很多男仆手握武器、木棒，不仅护卫主人、宅院，还催租逼粮，横行乡里；其中很多人可能从小便受专门的武术训练，相当多的仆从专职从事(至少在年青时)音乐午蹈、杂技等娱乐性活动，供主人赏乐，其中多数人受过专职训练。这些从事技艺性、或担任“内待”、“细活”的奴婢，主要来于“世袭”的奴婢家庭。大量直接来自于农村的奴婢，则主要干“粗活”。

三国时期，蜀地奴隶、奴婢，在文献也有一些反应。《周群传》说周群“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于楼上视天灾，才见一气，即白群，群自上楼观之，不避晨夜。……州牧刘璋，辟以为师友从事。”这里的奴隶可以观天象。《李严传》说：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这些奴隶显然不是生产性、苦役*隶。《杨戏传》说：说诸葛亮尝自校簿书，杨颙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又说李密上《陈情表》后，武帝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养其祖母奉。先主定益州后，以刘琰为固陵太守。后主立，封都乡侯，班位每亚李严，……然不豫国政，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这些都表明，在蜀汉时期，在豪族大姓家里，奴隶普遍存在，被广泛地使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与墓葬中出土的各种俑的身份是吻合的。

控制、参与各级统治。亲自出任或荐子弟出任郡、县掾吏等公职，有的还通过读书等途径，进入朝廷或郡、县的各层统治。汉代规定，“中产”之家以上，才有做官的资格，一般百姓由此失去了从政的机会。东汉、蜀汉乡里设三老、里典、伍老等，担任者须有一定家产(这只是起码要求，实际上多系首户担任)、“老年”(60岁以上)、“德高望重”(一般原系族长)等，结果便只有豪族地主才有资格参与乡飞里统治，而里的统治者，绝大多数为族长。东汉时期选举的孝悌、孝廉、秀才、力田等，除极少数由郡府指定外，主要由乡里推举，自然是豪族们依照权势、财产，轮流被举，郡、县掾吏，——般就在这些被举者中选拔。

东汉晚期、三国巴蜀豪族，多世代为官者。如郪县大姓王氏，在东汉中晚期的代表人物王堂，先后任巴郡太守、将作大匠、汝南太守等职；其幼子王稚，官府十五次欲征辟出仕，并授以二千石、太常等要职，其曾孙王商，为刘璋的治中从事，先后担任过蜀郡、宕渠、犍为、益州太守等职，王甫为绵竹县令、荆州议曹从事等。成都县的另一大族李氏，与王氏世代联姻，多为官为吏者。

赵氏为成都的豪姓大族之—（《华阳国志》卷十上），见于记载的人并不多，权势却不小。赵戒在顺帝时先后任太濮、司空、司徒录尚书事、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