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世宗篇 7 汉金冲突 再下一臣(2/3)
了一场灾祸。同时,前者自山阳边陲劫掠所得,却没有吐出来的意思,至于被杀的几百名大汉属民,暂时也无法替其讨回公道。说到底,朝廷这边,与金国打一仗的决心也不强,首先天时不对,冬春之际动大兵,兵家不为。而打乃蛮这样的部族国家,动兵少不起作用,动兵众则劳民伤财,要起到实效,还得像开宝远征那般,遣良将精骑远征才行,这笔账,怎么算怎么不划算。
如今帝国的形势不比开宝时期了,皇帝在此事上垂拱而治,而作为推动此事的向德明、李继隆,则要担其责,他们不能不考虑若事败造成的政治影响。
朝廷有朝廷的顾虑,金国也有金国的忌惮,作为金王,刘金一方面畏惧汉兵之强,一方面又向往南朝之富,他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方才真正整合起乃蛮诸部,使其与漠北契丹分庭抗礼。
然而,二十年之积累,面对庞大的大汉帝国时,又显得太过弱小了。若仅仅面对汉军,他们能走能打,搞袭扰战术,游击作战,实在扛不住了,还能投降求和,与帝国相比,他们是光脚,负担没有那么重,漠北恶劣的环境逼得他们充满攻击性。
但朝廷若是同漠北契丹联合起来,刘金就不得不当心些了,汉金之间不那么熟悉,但契丹与金国之间打了那么多年,交锋无数,可是知根知底,这就不得不防了
就这样,一场战争消弭了,大汉边陲再度恢复了往日的安宁与平静,汉、金、契丹继续过以往的日子。然而,有些事情是不可逃避的,至少山阳西北部倒下的数百军民,流淌的鲜血,深刻地诉说着与过往的不同。
这已经是金国两年之间第二次对大汉采取退缩与妥协的态度,上一次就是康宗十万大军塞上行时,与契丹的和议。
但对金国来说,发生在端拱元年秋冬的这场风波,意义重大,教训重大。最大的意义就是,让金王刘金对未来的战略更加清晰了,对金国的经营也更加冷静与理智。
首先,刘金明确了一点,乃蛮金国若想成事,首先就要消灭契丹,统一漠北,然后整合草原,再其后方可南下与大汉争锋。这是高原之上诸多强大豪杰、部族崛起,成就大业的成功路线,上一个就是契丹的开国之祖耶律阿保机。
其次,在第一点的基础上,还需要尽量维持与中原帝国的友好,要加强通商往来,从大汉获取草原稀缺的物资,在帝国保持强盛之时,袭扰犯边,实在不可取,收益太小,风险太大。
当然,帝国当下的情况来看,想要实现统一漠北的战略,只怕也会面临阻碍,大汉换了个皇帝,似乎整个帝国的气质都跟着改变了。那是一种莫名其妙,但确实有之的变化,刘金雄居漠北,南望帝国,即便隔得甚远,也能感受到。
于中央帝国而言,消弭了一场明显耗费巨大且不太必要的战争,自然是一件好事,不少此前对征讨乃蛮存有异议甚至明确表示反对的朝臣,都不胜欣喜。
同时,围绕着此事,新一轮的政斗又展开了,这一回牵头的,乃是徐士廉,他痛批“乃蛮之征”的决策,为莽撞不智、疲军费粮、劳民伤财、虚耗国力的行为,目标直指策动此事的尚书令向德明。
虽然战争消弭于未发之际,但前期的准备可都是来真的,调动的兵马可以回到驻地,征召的民力方归乡里,未发的被服也可以重归仓库,然已行之粮草,举动之间的钱粮资源损耗,却是基本浪费掉了,五万军队的后勤准备可是极其庞大的,也意味着其中的浪费有多严重。
因此,徐士廉的攻讦,并非无的放矢,就事件本身而言,都是言之有物,直指要害。而朝中附议徐士廉的人,也不在少数,就比如左都御史鲁宗道,也上表刘文济,斥为举措失当、有伤军国、靡耗民力。
与此前不同,这一回的风波,向德明是从容度过,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且不提徐士廉为何对在此事上发起对向德明的声讨,但他与那干朝臣、清流的攻讦意见,却惹怒了在朝中很少说话,但每一句话都不容忽视的群体:枢密系统,或者说实权军功集团。
对他们而言,他们可以不管行政系统内的斗争,但你不能把斗争波及到军队。而徐士廉等人,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他们的条陈中,很多内容都引起军队系统的极大不适。
此番征发未果,的确损耗不小,但若没有这些损耗,乃蛮金国岂能伏首服软,其猖獗之势岂能收敛?同时,依那群清流所言,那军队的正常调动轮戍、演习训练,算不算劳民伤财?朝廷养着那么多兵马,打造更新那么多军械舰船,算不算虚耗国力?
于军队来说,“马放南山”是最讨厌的事情了,在这方面,也格外敏感。而即便只谈决策之事,征讨金国也是尚书令与枢密院共同做出的决议,军争之事,他们这些将门世家、行伍出身,还不如一干文臣明白?
被激怒的军队系统是可怕的,其报复也来的迅疾,手段更是直接。驸马、乐平公、枢密使李继隆直接拖着病体找皇帝刘文济,态度决绝,语气严厉,向皇帝表明对徐士廉等人的不满。
并且上了一道劾章,说徐士廉等人不通军务却妄谈藏祸心,藐视将士之功苦劳,为免寒军队之心,请皇帝严惩,还将士一个公道。
顺带着,李继隆还提起一桩往事,言三十多年前榆林之乱时,徐士廉作为一名戴罪士子,也曾于丰州与守军浴血奋战、力
第2页完,继续看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