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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因为他记得太平天国也曾卡断了漕运，但满清还是挺过去了。他怀疑没有了漕运或许会让清廷变得困难许多，但如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导致明军实力严重消耗，那邓名就必须要进行权衡了，毕竟现在明军的力量更宝贵，比清廷更难以获得补充。

如果漕运受到长期断绝的严重威胁，邓名相信清军就会向江南派来更多的军队，导致他无法像现在这样利用手中少量的兵力进行敲诈勒索。这当然会极大地影响邓名在四川的重建工作，他的欠条是以明天的繁荣为担保，提供资金来渡过今天的难关，如果明天没有出现繁荣景象，那经济会变得多么恶劣实难预料。

“如果是虏廷调三藩回救江南，晋王就可以出贵州了。”张煌言随口说道。受到邓名的影响，闽浙明军对闯、西两军的看法也变得越来越好，至少现在再出兵，张煌言和郑成功是绝对不会把“李贼倡乱”这种东西拿出来当檄文的开头了。

听到这话后，邓名楞住了，他之前一直在琢磨此事对四川的好处，在好不容易和江南官员建立了一些默契后，邓名就开始倾向于保守，潜意识里希望维持现状，让他能够长期地从长江流域吸取力量，增强四川的实力。

因此张煌言这句无心之语，在邓名听来却像是对他的一种责备，对于云南方向，邓名的态度就是不主动进行接触。

一开始邓名是觉得麻烦，因为他本人的身世实在是一个大问题，而假黄钺的晋王若是认真问起，邓名还没有什么理由不做任何回答。据邓名所知，之前一直是文安之在帮他分担这个压力，对李定国的多次询问含糊其辞。虽然邓名心中感激，但他肯定不会在文安之面前提这件事，因为他既不愿意撒谎，也无法给出一个合理解释——既然如此，干脆让文督师继续误会下去好了——在几次尝试解释都宣告失败后，在身世问题上邓名一直是这种鸵鸟心理，装着看不见这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随着邓名在成都的权势日重，他对云南的感情也变得越来越微妙起来，对于建昌和昆明之间的敌意，邓名也不是一无所知。上次狄三喜驰援成都的时候，还向邓名夸了一番功，表示建昌坚决服从邓名的领导——这话当然有水分，建昌和成都的关系目前也是盟友关系，甚至还不如邓名与李来亨的同盟关系更牢固。但至少冯双礼一派是邓名的盟友，若是永历追究邓名的冒称宗室的罪名，邓名知道冯双礼多半也会和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贺珍他们一样站在自己的这边，而李定国则不同。

因此邓名自然对昆明有疏远感，身份问题更导致他心虚，心虚带来畏惧，而这种畏惧甚至在邓名心中造成了一些若有若无地对昆明的敌意。

邓名从来不会承认自己对大英雄李定国有敌意，可现在他认真反思了一会儿，忍不住在心中叹道：“其实我对晋王是充满戒心的，和对延平郡王不同，因为我听穆谭说过，他误以为我是少唐王，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对延平郡王推心置腹，会主动地想如何与延平郡王配合，如何互助、互利。但我从来没有设身处地的替晋王想过什么事，晋王以一个残破的云南，对抗吴三桂的压力，还要忍受与建昌之间的矛盾摩擦……唉，我确实从来没有考虑过，该如何为云南的将士们出一份力啊。”

“张尚书说得很对。”自责过后，邓名就认真地与张煌言讨论起彻底截断漕运的可行性来，若是清廷不得不从西南调回吴三桂等三藩的兵力，虽然邓名可能会因此承担更多的压力，但是李定国无疑可以松一口气，争取到休养生息的机会。用不了几年，李定国就可以再次威胁两广，分摊邓名和郑成功的压力：“如果我们坚守崇明岛，清廷势必集中周围四、五省的兵马来攻，尚书觉得胜算如何？”

“提督高看虏廷了，延平能够为我们分散鞑子不少兵力。”张煌言认为机会不小，上次邓名建议骚扰漕运他不反对，乃是因为明军在长江这里没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现在有了崇明岛自然要更进一步：“延平威胁着虏廷万里海防，浙江、山东不但无法支援两江，还需要虏廷派兵协助防守呢。”

说着张煌言又告诉邓名，满清已经集中五省水师去攻打厦门了，听说要与郑成功进行决战：“等延平把虏廷水师一扫而空，他们还如何能够攻打崇明？”

邓名并不记得历史上的厦门之战的胜负，虽然他认为郑成功多半不会在收复台湾之前失败，但又担心这是因为自己到来而导致的意外变故：“虏廷集中五省水师进攻厦门，延平郡王不会有什么困难吧？”

“提督如此信不过延平吗？”虽然和郑成功之间有些不快，但张煌言对闽军还是充满信心的：“虏师不去则已，去则必败无疑。”

邓名仍有些不放心：“听说达素带去了很多南北绿营精兵。”

“便是登陆也不怕，上次南京之战，延平实在是失常了。”张煌言知道邓名为何担忧，因为邓名并不了解郑成功的真正实力，他用当年郑成功与金砺交战于海澄举例。那时郑监生已经起兵两年，开始懂得如何打仗和练兵——虽然依旧在执行马耳等同于首级功这条规矩。但是金砺也是带着几省联军而来，一开始郑成功因为年轻加上连胜几场有些骄傲轻敌，就主动出击与金砺的十倍兵力交战，一万明军虽然把十万清军包围住了，还是因为兵力不足而无法歼灭，被金砺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