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三章 书与事有别(3/4)

卫青李广的事情摆在这里，读书之时，识人之时，怎能不小心呢？古人说，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古人说，非知之难，行之惟难。这就是叶公好龙，这就是认识与实践相冲突啊。要解决认识与实践相冲突的问题，就要学习。

学习不是看看书、把书本上的知识点往脑子里一装就行了。古人说，读史可以明智。但是读史要读懂才可以明智。读史可以明智，但是读史也可以糊弄人。越读越糊涂，读出一脑袋浆糊的人也不少。

历史上人们对李广的解读就是一个经典案例了。三国时代的刘廙说：“势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势不可得而我勤之，是重失也。”南辕北辙，越努力越失败。所以读书必须掌握基本的方法。

当然，苛求每一个人都能突破文字的重重困扰看清实质是不现实的。所以真糊涂了，我们也可以谅解他。比如说史记的记载。

读书也不要简单的全盘否定。司马迁的文笔很好，读起来很热血，这就是史记的积极意义。术业有专攻，历史学家也不是全知全能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借助历史学家的记载去看历史。

任何人对事物都有一个认识过程，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看明白，有的人可能早早就看清楚了，这是正常的。有的事情我们可能做得好一点，但是别的事情也许我们做得要差很多。比如说，我们就很难写出史记这样好的文章。所以不必因为史记存在纰漏就觉得史记一无可取。脑子不是跷跷板，不能这头放点东西，那头就不要了。跷跷板，两头翘，这不是思考的办法。

人要学习，要勤勉而持久的学习，通过学习实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古人说，智者见于未萌，愚者暗于成事。又说，谣言止于智者。那么智慧来源于哪里呢？智慧并不是仅仅来源于天分，也不是仅仅来源于某次事件的灵机一动，而是来源于持久并且勤勉的学习，来源于持久地将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努力。读书说的不是死读书，而是知行合一的努力。

人如果不学习，不能勤勉地将自己的认识与实践统一起来，而是每天都过着“欲胜义则凶”的日子，那么叶公好龙、南辕北辙、对面不识的事情还会少了吗？韩非曾经说过一句话：“儒以文乱法。”孔子自己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虚妄矫饰的东西是很多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世界上一以贯之的道理，就是“实”。

虚妄再多，也不等于就无法认清真实。抓住事实，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可以破除虚妄。先秦哲学家都在谈别囿。东汉思想家王充也说“疾虚妄”，这些道理大家都明白。“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常者，此言之谓也。”

周武王为此写了十七条铭文，写完之后，他还谦虚地说：“予一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周武王是开国之君，他是可以这样说的。我没这个资格去告诫谁，我只是谈一谈我的想法。

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坚持立足事实，那么就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可以尽量避免被情绪节奏坏了事。所以，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一个原则：读书写字，不能为浮华所蒙蔽，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这件事给我们最重要的警示是，要避免怀才不遇的陷井。文人最喜欢这个词了，因为自认为有才。自己没有得到相应的名和利，就用怀才不遇这个糖水安慰自己。

历史上，当然有怀才不遇的人，比如辛弃疾，他一员好好的战将，却终老于词赋之间。靠写点诗词文章来装点一点小情绪，靠山水美女来安慰自己英雄老去的心。

但更多写文章的，其实也没多大能力。有的人诗写得好，也很大气，如同李白一样，但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糊涂的人，当然，他当大官干大事的理想没能够实现，是与他能力上的偏科，有关系。

许多文人干事虽然不行，但写文章忽悠人的本领却是专业的，自吹的能力也是钢钢的。当然，这里，我不是说司马迁。司马迁是千古史学界的巨人，他在卫青和李广的问题上，有感情因素，所以造成了评价的偏差。这么厉害的史学大家，因为感情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失去准星，那么，一般平庸的文人的材料，可信的就更不多了。

司马迁当时写史记时，是充满悲愤的。他对自己的发小，汉武帝是有意见的。毕竟，自己当时对李陵只是因为感情，说了几句好话，结果，武帝居然残忍地将自己处以宫刑，这就伤了太史公的心。

武帝最大的功劳是平定匈奴，而平定匈奴的最大功臣是卫青和霍去病，这都是武帝的姻亲。此时，司马迁当然不能在书中直接批评皇帝的不是，但可以从他最骄傲的功绩入手，批评他最亲近的人。这也算是文人的一种能力吧，能够影响你的声誉。

当然，我们不能以小人之心来评价高手的动机。但即使司马迁没这个心，但感情的因素，却让他有了偏差。我们在看其它史籍时，难道不应该小心吗？

历来文人相轻，是有专业原因的。因为，文无第一嘛。由文人来评价武将，又隔了一层，专业不对口，评价标准也不一样。因为，武无第二。

许多优秀的文人，眼界高，志气大，但干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