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老骥伏枥(2/3)

百部曲精锐，善野战、能攻垒，且梁州为杨虎所据，非李雄也，其力尚弱，我可趁势而进；李雄在蜀，根基虽厚，得梁州不过数岁，梁人未必肯从，杨虎亦有反正之望；至于其三——我虽离荆，若使卿留守襄阳，卿可能为我御王世将否？”

陶瞻犹豫了一下，说：“王世将易御，诚恐王处仲将兵来，如之奈何？”

周访轻轻摇头：“我若能顺利进取梁州，即弃荆亦无妨；若不能胜，顺流而下，与卿相合，即便王处仲，又岂能敌我啊？”

陶瞻道：“粮秣积聚、军士整训，尚须时日，倘若准备不足，大人未必便能取胜……”

周访说对——“我自不能仓促进兵，当先积聚、整训，且遣人密觇杨虎动静，寻觅良机。然而王处仲必相催促，乃可由此向彼索取物资，并请其先发舟船，溯江而上，以牵制李雄——且待江、湘之卒先动，我军再动不迟。”

陶瞻与周抚、周光三人，面面相觑，心说看起来老爷子是铁了心要攻伐汉中啦，咱们根本就劝不动……罢了，反正不是即刻进兵，多说无益，那就赶紧去做发兵的准备吧。周抚因此就说了：“儿请先率兵前往西城，为阿爹密侦梁州动静，并修缮城防，以备粮秣输运与大军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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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周访便在荆州积极做进攻的准备，同时派陶瞻到江州去，向王敦哭穷，说荆州初定，士卒疲惫，器械不全，加上粮秣不足，怎么可能遵从朝命，进取汉中呢？要不然王大将军您先送几千件刀矛、几百条船，以及几万斛粮食给我们吧。

王敦与亲信钱凤、沈充商议，沈充建议别给，钱凤却道：“周士达乃欲诿过于明公也，我若寸兵、粒米不与，彼必上奏朝廷，请寝伐氐之议——今大司马已破胡，自不畏氐贼出祁山，朝廷或将允其所奏。不如稍稍与之，以塞其口。”

于是准备了几百件兵器、几十条船，载运着五六千斛粮草——基本上是所要求的十分之一——交给陶瞻，说我军还要遵从朝命，发兵溯江而上，为你们牵制氐贼呢，实在也拿不出太多东西来了。陶瞻力争不得，只得押运着这些物资返回荆州，见到周访就说：

“传言沈士居谏王处仲，寸兵、粒米不与我，钱世仪乃云稍稍与之。若多与我，以示其宽宏，可收荆州人心；若不与，以示其刚强，可定江州之政；唯稍稍与我……”

说着话笑一笑：“钱世仪斤斤计较，有若乡下行商，岂有丝毫士人风骨？王处仲自命豪杰，而用这般村物为谋主，若退而为富家翁，或能增殖产业，若欲作大事业，丧败乃可期也！”

周访也笑，说：“如前许我为荆州刺史，或其不许，我亦无怨，许而背诺，岂是豪杰所为啊？琅琊王氏，多小器，少大才。”

这段时间，周抚进驻西城，也陆续有消息传回来，说梁州的政局并不稳固，杨虎的统治岌岌可危。尤其范长生打算把自家的教义再传播回汉中去，遭到了杨虎的抵制，杨虎与李雄之间的关系因此而逐渐疏远……

范长生是涪陵人（原属巴郡），蜀汉后主延熙十一年，涪陵郡反，为车骑将军邓芝讨平，遂迁其民五千户于成都附近，其中就包括了范长生一家，入晋后，更领千户居于青城山麓，开始宣扬他的道法。

范长生宣扬的，乃是“五斗米道”。这一道法由沛人张陵入蜀后创建，张陵传张衡，张衡传张鲁，到其孙张鲁之时，攻入汉中，以教法勒束军民，几乎把汉中建成了一个原始道教的王国。后来曹操灭张鲁，命其率大部教民迁于中原，同时也有部分教民南逃巴蜀。在原本历史上，东晋南北朝时代，“五斗米道”逐渐演化成“天师道”，有两个繁盛的中心，一即巴蜀成汉治下，代表人物是范长生，二在江南，代表人物有杜子恭、孙恩等——更关键很多世族子弟，包括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高平郗氏等，也全都信奉天师道。

所以说，杨虎既以汉中降成，范长生自然希望能够把教法再传回老根据地汉中去，然而，想当初张鲁就是利用传教进入汉中，进而夺取了俗世官吏的权柄的，杨虎又怎敢蹈此前车覆辙啊？故而多方加以阻挠，就此引发了梁、益间的不和。

据说李雄已派大军进驻梓潼郡和三巴，似有攻伐汉中之意。

周访由此决定：“取梁正其时也！”计划在四、五月间率兵自襄阳启程，经西城，沿沔水，进取汉中，以期迫降杨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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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士达既然下定了决心，利用自己可能不怎么长久的余生，再奋斗一把，争取为朝廷收复汉中甚至于整个梁州，标功于史册，不使陶士行专美于前，那么他自然也会派人前往关中，去向裴该致意，希望在自己发兵的时候，关中军可以经武都以迫汉中，作为策应和牵制。

裴该对于江南的动向，也向来非常关注，此事前因后果，他大致也都清楚。当日朝廷初下诏旨，他就问陶侃：“此是王处仲欲取全荆，故迫周士达西上也。虽然，卿与周士达相熟，可试揣测之，肯否应命啊？”

陶侃回答说：“若其月前伐梁，可为我牵制氐贼，使不能逾祁山而攻我虚弱；今我已破胡师，则再伐梁，实无益也。私以为，当以关中稳固后，大司马遣军多道而出，南取巴蜀，如钟、邓伐蜀故事，而使荆、湘为之策应。而若以荆、湘为主，我为策应，诚恐荆州兵不耐苦战，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