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将将(2/3)
五里地,便又遭遇了董彪所率第二支断后兵马,得闻胡兵尚远,于是并肩而撤。裴该这回倒是逃在了全军之先,在部曲护卫下率先进了郃阳城,也不休歇,当即布置城守事宜。
旋即陶侃入城,来见裴该,拱手请罪道:“大都督付侃以御胡全任,今日丧败,侃之罪也,恳请责罚。”
裴该虽至军中,但他知道自己的统驭之能远不能与陶士行相比,所以只管登楼观阵,具体指挥仍然毫无保留地委任给了陶侃。只是陶侃说该撤了,裴该却要他再守两天,也等于是在军事上有所掣肘啦。
但陶士行是个精明人,加之性格温和,向来不愿意得罪上官——在原本历史上,王敦贬其为交州刺史,他二话不说便上任去了,就没跟周访似的硬顶——唯恐裴该心情不畅,诿过于己,所以还是我先端正态度去请罪为好啊。
裴该赶紧伸双手揽住陶侃的膀子,说:“日间战败,乃力不侔,非陶君指挥无方,何罪之有啊?且陶君早便与我言,军士疲惫,难以再战,且若还垒,丧败必矣。我不听陶君之言,乃至于此,过失在我,陶君幸勿自责。”
其实败退郃阳,也不能说是裴该的责任——即便陶侃说要退,也可不能大白天地正当胡军便即撤离啊,本来就需要熬到晚间再说。但裴该直接就把责任全都揽上身了,因为他总是觉得,上位者把责任推给下属,是一件很龌龊的事情。我既然全权委托给你了,就应当无条件信任你,即有失误,那首先也是我用人不明之过。再者说了,他手下能够独当一面的,唯有陶士行,若是因为一场小败仗便生了嫌隙,反倒更划不来。
随即拉着陶侃于榻上并坐,裴该笑笑说:“我两日来登楼以观陶君用兵,获益良多,稍稍挫折,不足为伤。”
陶侃很知趣,就附和着问:“正要请问大司马,于侃之用兵,有何教诲啊?”
裴该说哪有什么教诲——“陶君当世名将,用兵仿佛孙、吴,然而亦有今日之失,可见云兵无常胜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等等,的是良言。我之获益有两,其一,有良将斯有锐卒,有锐卒斯能战胜,我今不胜,非将不良,实兵卒尚不勇锐之故也……”
裴军自从大荔之战以来,就几乎没碰上过什么强劲的对手,导致军中普遍滋生出了骄横之气,裴该作为主帅,多少也受到点儿影响。他甚至会觉得,我只要粮秣、物资充足,靠着训练出来这几万精兵,足可横挑天下——之所以还容你刘聪父子、石勒叔侄肆虐,不是我打不过你,纯属我粮食不足啊。
可是这两日所见,胡军之勇就不在己军之下,即便同等数量对敌,都没有十成胜算,何况兵力不足呢?主要游牧民族往往打小就套马、射狼,比起那些才刚放下锄头不久的晋人来,天生战斗素质就高,即便屠各和南匈奴上层已经泰半汉化,中下层勇气未褪、凶焰未除,是不能太过轻视的。
从前裴该也隐隐地警惕过,不能把敌人想得太简单,在战术上必须要重视敌人——否则的话,祖逖之才过于陶侃,为什么在原本的历史上长年止步于大河以南,竟不能前进一步哪?
石勒固为当世之杰,但在历史上,他打败刘曜就有相当大的偶然因素;刘曜能够篡窃胡汉,纯因靳准作乱,未必刘聪、刘粲父子就远不如刘曜。那么自己只重视石勒,却轻视平阳刘氏,合适吗?
想想偃师之战,刘粲先遁,自己又有祖逖相助,才能击败刘敷;再想想大荔之战,刘曜所领多为氐、羌,而非屠各、匈奴之精锐。不能因为自己打败过刘敷和刘曜,就不把刘粲放在眼里了。
原本这些隐隐约约的念头,这两日仔细观阵,乃至于败退郃阳,才彻底泛上心头,使裴该深自戒惧。
陶侃闻言便道:“铁须锻锤,才能成器,卒须磨炼,始可成军。我军实为天下劲旅,唯年来扩军过速,乃至蹉跌——大司马勿太过虑。且即今日之军,较之侃昔在江南所领之部,无异于猛虎之比羔羊也。”
裴该点点头,继续说道:“我之所得二,战阵之上,情势瞬息万变,要在指挥、调度得宜。即以日间而论,中、右之间一露破绽,胡便趁虚而入,可见陆衍、董彪,不如乔泰远矣……”
其实更重要的是,打仗不是玩游戏,军情丕变之际,不可能给你长考的时间,而即便有时间考量,也未必就能及时调度到位。士兵不是棋子,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包括通讯、士气等——不可能听从指令后就能完全一板一眼地执行。所以军事不仅仅是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没点儿天赋真的不成。
都说强大的组织力能够使整支军队都如臂使肘,如腕使指,但那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实际运行过程中,再有组织的军队,行动都可能有所迟延。
陶侃对此回应道:“侃不揣冒昧,大司马原从诸营督,唯刘夜堂、甄随可当方面,余皆寻常人也,则乔泰为胡之宿将,陆衍等尚且稚嫩,自然难及。”
裴该问他:“假以时日,可成才否?”
陶侃想了想,回答说:“若止使领一营,可为良将。”意思是说,那几位也就到此为止啦,不大可能有更长足的进步,即便通过长期锻炼,率领个五六千不到一万人,勉强敷用。
裴该不禁蹙眉,叹了口气:“人才难得啊……”随即问陶侃:“以君看来,我可将兵几许?”
陶侃答道:“大司马但将将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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